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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岁裸辞面试新工作，一线城市白领阿憩看见了和25岁时完全不同的景象。年轻时稚嫩不成熟，职场展现出大度和宽容，到30岁经过历练经验成熟，职场却因生育等工作之外的因素，升起一道“窄门”。
越过30岁，已婚未育的阿憩发现，和她一样的女性必须担负着职场和家庭对她们完全相悖的期望，艰难前行。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临近30岁，意外无限期待业
“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已经到30岁了吗？”面试时，HR问我。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对方继续试探：“需要了解您的婚育情况。”
“已婚未育，近两年内没有生育计划。”我习以为常地回答。2022年2月底，我从上一家公司裸辞。从那之后，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这样的对话时有发生。
“女”“30岁”“已婚未育”“裸辞”，带着这串标签，我待业至今已超过14个月。简单了解我的情况后，对方语带歉意地向我解释：“不好意思，公司会比较在意这个。”
决定辞职前，我刚办完婚礼不久。婚后，我我发现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我从独立的个体变成了“XX的妻子”，这个身份就如我丈夫的秘书一般。
有一次，新搬来的邻居想了解我们家装的经验，选择了在业主群里添加我的微信，而不是添加我丈夫的微信来询问。无论是我的父母，还是公公、婆婆，也总是下意识地通过我去了解我丈夫的行程和状况，而不是直接去和我丈夫沟通。再比如，当父母知道我在家，而丈夫要从外地出差回来，总是提醒我做好饭等待。
似乎在这个家中，“沟通”“安排”“等待”这些事，就应该是我、必须是我——一名妻子来做。但在另一种语境，比如长辈或外人跟我聊到我的工作转换、家中房屋置换这类话题时，总会问到“你丈夫怎么想”“你丈夫支持吗”，这时候我又成了次要角色，我的想法不如丈夫的想法重要。
当我发现所处的环境，对于“妻子”这一身份的注视和要求是这样的时，我感到窒息。
生活上的身份凝视已让我十分抗拒。工作上，我所在的行业当时正在走向萧条，眼看职业发展空间不断受挤压缩小，我萌生了转换工作赛道的想法。动荡的大环境下，公司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我十分疲惫。生活和工作双重受阻，我亟需一个人际关系简单的职场环境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进行心理咨询，试图在与咨询师的交流中看到“我”的价值、探究“我”的形成、了解“我”和他人的关系，极度渴望找到一个答案、或者说，一个出口。
决定行动的那一刻，是我在公司内部年会上睹一位女高管因为业绩没达标，踩着高跟鞋跟一群男士一起当众做深蹲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窘迫不已，不知是为台上这位我十分敬重的职场前辈，还是因为想到未来这一幕可能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不忍心看下去，我找理由逃离了年会现场，当下只有一个念头：离开这里。
正式提出离职前，我犹豫过。有一些现实的衡量，比如担心下一份工作的职级比眼下的低、工资比眼下少，比较眼下的工作能给我什么、离职的话会失去哪些。我也会担心，已婚未育的身份会否影响我找新工作，找到新工作前没有收入的这段时间，家里人看待我的眼光会不会发生变化。不断衡量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内心的鼓声依然不断奏响。我想，比起那些外部的评判标准，我更应该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，事实上，我需要立刻停下来喘口气。
于是，在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项目之后，我递交了辞呈。交接期当中，来了几个新的工作机会，我没有急着推进，计划着慢慢接触和挑选，让自己有时间调整好状态、认真考虑考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规划。
但生活没有顺应我的计划。那是2022年第一季度，疫情反扑，我所在的城市落地了封控措施。那之后，一个已经面试过两轮、我最有可能入职的岗位通知我暂缓招聘，紧接着，另一个和我经历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从正职变成了外包岗。再往后，我当时正接触的其它招聘职位一一宣告关闭，猎头告诉我一些刚对外发布的招聘需求也被取消了。于是，我从“慢慢选”变成了“没得选”。猎头们能做的，只有建议我“再等等”，我预感到自己的待业时间将被无限期拉长。
社交平台上，大家都在讨论疫情蔓延和经济寒冬，每次打开社交软件，我的心就沉下去一次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
感觉到不能一直陷在被动的焦虑和无力感之中 ，我决定先放一放找工作的事。我一直想考在职研究生，此前，我向学校递交过几次申请资料，但由于各种琐事牵绊，我一直没下定决心留出时间和精力好好备考。
我决定把精力投入到在职研究生备考当中，至少这些是我能主动掌控的事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以备考为名的待业时光。
“既要又要”，职场女性的30岁
考研的想法，我其实几年前就有。一来我想提高学历，觉得未来工作中可能会用到。其次，几年工作下来，我有了新的感兴趣的方向，我想通过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课程，系统地完善这部分的知识框架。
30岁到来，人生角色发生转变，我意识到还没生育的这几年，极有可能是我可以专心考研的最后机会，这次说什么也要把这件事给完成了。
上班的时候，我每天的时间被上下班切分成白天和晚上。白天在公司里开会、沟通、填表、画PPT、说职场黑话、写材料、摸鱼，晚上回到家里点外卖、刷手机、熬夜、失眠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当我决定专心考研后，人仿佛回到了高三，神清气爽。时间刻度被拉长，我按小时规划一天的时间，安排固定事项，每天练习英语口语，习惯了自己做饭，也开始了运动计划，半年内瘦了15斤。
爽归爽，我清楚明白这是什么境遇下的选择，看不进书的时候，也会心怀侥幸地打开招聘软件投简历。对于下一份工作，我大致的方向是：首先，尽可能脱离原来的行业；其次，有我认同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文化；最后，如果不得不降薪，薪水不至于比上一份工作少太多。
但是猎头和HR们发过来的职位邀约，要不是原本行业的，要不就是一上来就强调“狼性文化”的，还有的以经济不景气或年龄为由对半砍薪水。这种时候，我野心勃勃要回归职场的那股劲儿就被熄灭了，又退回备考的安全区里。
一次，熟悉的猎头朋友很直接地给我建议：“你30岁了，想想清楚，不能总是既要又要”。
青山资本的2022年度消费报告《35岁，中国式中年》里提到“好像35岁有一道无形的门，走进去了便‘隐入尘烟’。很多地方都把35岁当坎，政策优惠、就业求职、婚育观念等等，有的是硬性规定，有的是约定俗成。”
我觉得，如果说35岁是中国式职场人的“无形之门”，那么30岁则是中国女性职业发展的无形“窄门”，职场对我们，也是“既要又要”。既对30岁的“打工人”专业水平要求越来越高，另一方面又对30岁女性容忍度越来越低，能给的机会越来越少。
25岁时我也曾裸辞，跨城市、跨专业换工作。尽管当时经历经验浅薄、毫无头绪，在招聘软件上只是试水性地更新简历，还是能引来很多猎头、HR的关注和问询。因为年轻、有可培养的空间，企业们对我的经验要求不高，也不会问我的婚育情况，甚至有企业的HR说对新工作“有相通的技能，能上手、肯听话就行”。加上25岁的我在求职上没有经验，对薪水、职级、福利等没有太多要求，因此求职过程十分顺畅。那一年如期更换了城市、转换了职业、入职了新工作。
从更广泛的经验来看，社交平台上，跟我一样有一定职场经验、已婚未育的“30+”待业女性不断在发出声音，有的是裸辞休息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，有的是被“优化”考虑是否大幅降薪入职新公司，有的则硬着头皮创业，有的干脆不再选择回到传统意义上的职场、做起了能发挥自己特长的自由职业者。
经过了数年的职场历练，“30+”女性积累了更多经验，为人处世也更成熟稳重，但面对职场的挑选，我们反而感受到了比初入职场时，更多的被动和无奈。
面对“30+”的女性候选人，猎头和HR们希望她最好待在原有的领域发展，有一定的专业积累和人脉资源，没有职场空窗期，也没有涨薪要求。这些期待还辐射到私生活领域，女性候选人被期待最好没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的最好近期不打算结婚，结了婚的近期不打算生育。
这些“最好”“有”“没有”“打算”“不打算”之中，一道无形的“窄门”升起，“30+”的女性们，要想职业发展得顺利，最好就按着这道“窄门”的框架生长，或者说，规划。
问题是，如果职业发展得顺利，本“30+”女性为什么要在招聘软件投简历呢？如果没有这道“窄门”，职业女性是不是本不必放弃一些东西？
30岁的我，不会像25岁时一样毫无头绪，我积累了一定的技能，拥有了一些经验，不可能再靠懵懂、误打误撞去选择我的下一份工作，撞得对算好运、撞不对自认倒霉。当职场试图用“窄门”规训我时，我也想再找找“窄门”外的出路，想看看30岁职业女性是不是真的不能“既要又要”了？
承受家庭与职场相悖的期待
作为已婚未育的30岁女性，我同时发现自己正面临一场无可避免的冲突：职场对我的期待是“尽量先别生”，而家庭对我的期待是“不如快点生”。
裸辞的事，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和公婆。丈夫是我在家庭中唯一且坚定的支持者。我一直以为，我能隐瞒这件事直到我入职下一份工作。但是，意外还是出现了。今年春节以来，两边长辈催生的节奏加快，我和丈夫各自负责说服自己的父母，想等一切更稳定的时候再计划，丈夫在说服公公、婆婆的过程中说漏了嘴，公公、婆婆知道了我待业备考的事。
2月份，考研成绩公布，我过了国家线，意味着大概率有学能上。婆婆知道后发来信息，没有任何责怪我隐瞒待业的意思，反而安慰我不要太过焦虑，有书能读也算是个收获。同时，她也提出一个建议：如果现在职场对已婚未育的女性这么不友好的话，不如边读书边把娃给生了，生好再回职场？
公公这边也有新的打算。我们住同一个城市，每周末回公公婆婆家聚餐。得知我待业的那个周末，公公在聚餐时等我们落座后提议：“不如你们搬过来一起住？我打算把房子改造出一个小套间，你们小两口住套间，我们互不打扰，你们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，既能多一笔收入，也方便不久后有宝宝我们帮忙照看。”
听到公公的提议，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诧异和抗拒。我看向丈夫，丈夫也看向我，看得出来，他也很诧异。我没说话，羞愧和自责同时涌上心头，能感受得到二老的忧虑，也心疼他们因为我的辞职而费心计划未来。丈夫看我没动静，主动接过话头，表示先不着急，不希望父母因为我们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舒适度，我们目前也没有生育计划。公公婆婆没有再说什么。
第二天，婆婆来问我确切的意见，我还是婉拒了。一来我和丈夫都还没做好当父母的准备，生育对我们来说为时过早，二来也害怕两代人同住会产生嫌隙，不过日后他们需要我们照顾另说。
我跟婆婆说，现状不会持续太久，我还是想先回到职场，等一切稳定起来再考虑生育，婆婆很干脆地表示理解，她说会去说服公公，以后我们有需要再说。于是，公公婆婆的提议就这样被暂时搁置。
晚上，我和远方的父亲打电话聊到这件事，问他我的拒绝是否合适，会不会伤害到二老。父亲说：“真诚地交流没有错，你也别多想，作为父母，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。”顿了一会儿，父亲又说：“孩子啊，爸妈只是老了。” 春风化雨，父亲的这句话顿时解开了我心中的一团麻。
原来我藏不住的自尊心，家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，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。我一直往前走、向外看，试图找到打破框架、穿越“窄门”的方法，却忽略了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作用。当我在为30岁的遭遇困惑时，父母们也在受困于自身的衰老和“来不及”。好在，人和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带来理解、消除隔阂。
上个月，我收到了一所985院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在这之前，我重新发表了一些文章，重新拿起了相机，拥有了第一首歌曲词作，爱上了做饭，读完了工作时一直没读完的几本大部头，每周和丈夫一起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新角落，开发了一些“附近”，约见了十多年前的旧友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去了一些想尝试的公司面试。目前工作依然没有着落。
关于如何撕去“已婚未育”职场标签带来的负面效应，我依然找不到办法，只能和窄门共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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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阿 憩
编辑 | 温丽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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