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的结局颇耐人寻味。
我们看一部小说，特别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总希望有一个完满的结局，希望看到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场面。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未能给我们这种满足。
书中写了三个结局：查尔斯娶欧内丝蒂娜为妻而终生不再与莎拉来往；查尔斯解除同欧内丝蒂娜的婚约后经过一些波折同莎拉结合；查尔斯解除同欧内丝蒂娜的婚约后未能同莎拉结合。后两种结局是因莎拉的态度不同造成的。
作者告诫读者，不要以为第三种结局是不合乎情理的。
实际上，第三种结局是最合乎情理、最合乎查尔斯和莎拉的性格及关系的。情爱到浓深处、情爱触及到人生存的根本处，似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他爱她，她也爱他，但当爱情成了自由的障碍时，她只得舍弃它。
“我是说连我自己也难理解自己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也无法告诉你，不过，我相信我的幸福有赖于这种对自己的不了解的状况。”
“这未免太荒谬了。你拒绝我的求婚，仅仅是因为我有可能让你了解自己。”
“我之所以拒绝，正如我拒绝了另一位一样，是因为你不可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荒谬。”
“你无须躲闪。你愿意保留多少神秘都可以。对我来说它仍将是不可侵犯的。”
“我害怕的不是你，而是你对我的爱情。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都不可侵犯的。”
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搞清楚了这段对话。
女人的一半是男人。另一半则永远是个谜，对他，对她自己。为了自身的完整，莎拉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她的爱情。
看了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，特别是看到结尾处，我联想起中国唐代一篇著名的爱情小说《莺莺传》（又名《会真记》）以及根据它改编的《西厢记》。
《莺莺传》要比《西厢记》古老得多，却更贴近现代意识。《莺莺传》中张生和崔莺莺的关系很类似于查尔斯和莎拉的关系。
崔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也是个谜，而他也被她迷住了。张生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，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。“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”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，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“明月三五夜，待月西厢下”，一时又端服严容，痛责张生，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；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。
两人最后的结局也是了犹未了，不了了之。
《莺莺传》中张生有一段忍情说，历来为论者所指责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秉宠娇，不为云，不为雨，为蛟螭，吾不知其所变化矣。……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
但单纯看这一段话对整个小说而言并无意义。有意思的是，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中也有类似的话，“倘若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真不知她会成为怎样的人。但如果在一个更远古的时代，我相信她会成为圣人，或帝王的情妇。”
张生说了这段话，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个忍情的人。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。他说这话的情景同查尔斯在葛罗根面前讲自己同莎拉的遭遇相似，包含着一种退缩和自欺的成分。张生虽然发表了忍情说，终不能忍情，在两人都已结婚的情况下，还要求见莺莺。读者如果想看看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的变文，想看看第一种结局（查尔斯娶了欧内丝蒂娜）查尔斯同莎拉的真实详细情况，《莺莺传》就是一个很好的本子。
在《莺莺传》中，张、崔两人的悲欢离合、恩恩怨怨都只跟他们两人有关，没有任何别的人能够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；如果他们也有动摇、犹疑、退缩，归根结底，这是他们的本性所致，无法推诿于外界和别人，因为他们完全可能作出另一种选择。
正因为他们是自由人并意识到自身的自由，所以他们的悲剧更加感人，这是人生存本身的悲剧，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及一般人类的根本状态。这些，也都跟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中查尔斯和莎拉的情况相似。
我总是搞不清楚，一个好端端的《莺莺传》，一部中国少有的爱情悲剧、人生悲剧，为什么一定要搞到《西厢记》那种“大团圆”、“才子佳人成眷属”的样子才肯放手；在《莺莺传》中，明明是张、崔两人自主离异，为什么一定要搞到《西厢记》里出来个老夫人作梗才肯罢休。
张生自主离异所爱者，千秋落骂名；而同样的情况，比如说，宋代的陆游也休了他的爱妻，因用了个母命难违的理由（很大程度上是别人替他用的），却博得个“千古风流”的美名（当代拍摄的一部电影就是用的这个名字）。说不定张生倒真是母命难违。但他不肯把事情归因到这一点，而是归到自身之选择上。唐、宋之间就有这么大的不同。谁坦诚？谁自欺？……
《西厢记》中张、崔的关系完全变了味。两人相爱的障碍不是来自本身，而是来自外界——老夫人；克服这种障碍的力量也不是来自本身，而是来自外界——赴考中举当大官。
这样一来，在《莺莺传》中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处的东西，体现了理智与情感、现实与想象、社会与个人、男人与女人、传统与变革、爱与恨的冲突和融合的东西没有了，或者至少降低到不很重要的地位。取而代之的是脱离人生存深处的自圆其说的爱情故事，这表明人不敢正视严酷的人生现实，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状况。当然，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元、明那个时代应有的产物。
现在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那样爱看大团圆、皆大欢喜的东西——人有自我逃避、自我退缩、自我欺骗的需要。我不能说这样的作品就毫无价值。也许人有时真得完全放松一下，但鸦片可以拿来做药，却不能当饭吃。
人主要的事情还是吃了饭干活，不断地创造一个人的世界。如果我们看了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之后，感受到人生的沉重，总想去作点什么事情，那么它应该算是一份还过得去的精神食粮，而较少鸦片的成分。
约翰· 福而斯的这部小说写作上颇具特色。它主要是从第三人称不完全知的角度写的，同时又有第一人称出现（即有时作者似乎按捺不住，直接跑出来说话）。
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让历史感和现代意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。它写的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，它没有装出一副对当时的情况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面孔来，它也没有装出一副完全客观的样子，它没有让一个人为的潜在的上帝存在。它时时刻刻告诉读者，这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人在谈1867年到1869年的事情。
这看来好像让作者的视角大受局限，实际上却让作者的观察具有一种本质的意义。试想一下，我们如果不立足于现代看过去的东西，那又凭籍什么呢？我们如果不是由一个个有独特观点的具体的人看过去，那又到哪里去找出发点呢？
正由于写作角度选得恰到好处，尽管书中充满了哲理性的语言和议论，我们丝毫不觉得其冗烦可厌，反倒觉得它们和描写、叙述融合在一起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；少了这一部分，全书就失去了特色。
这跟那种外加上去的议论、哲学根本不同。我们感到小说的主人公除了查尔斯和莎拉外，还有作者。作者的地位跟我们是平等的，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感受。
关于我们的女主人公莎拉，还有些什么可说的呢？我想到的仍然是，女人的一半是男人，另一半则永远是个谜，对他，对她自己。
我要补充说的是，“尽管莎拉在某些方面好像很适于扮演司芬克斯的角色，但生活毕竟不是一个符号，不是一个猜一次错一次的谜；生活不应该只允许一种样子，也不应该像掷骰子，输了一次就永远完了。它要求人们有耐心，它如同水流，虽然有时会干涸、沉入地下，但总会再冒了出来，重新奔向那无比深沉、浩浩荡荡、充满苦味的海洋。”
【本文摘自《风从两山间吹过》（黄忠晶等著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）一书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