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斯维达，俄罗斯人，70后。我出生在苏联，“酒”是我一生难逃的宿命。我的童年被酒鬼爸爸毁了，我的婚姻被酒鬼丈夫毁了。可我也得承认，我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，因为酒，我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爱情——一段曾改写我人生的异国恋情。个中滋味，一言难尽。斯维达/口述
1970年，我在圣彼得堡出生，当时这个城市叫列宁格勒。格勒在俄语里是城市的意思，列宁格勒就是列宁城。这个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人人衣食无忧，家家有房子，很多人家有小汽车，郊外有别墅。我们每年都去黑海度假，没有谁特别富，也没有吃不上饭的。不工作算犯法，游手好闲的人会被抓去坐牢。相比今天，那时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。这是我在幼儿园的毕业照。下数第二排右二是我。
可惜我3岁时，妈妈就得病过世了，爸爸把我一手带大。这是爸爸年轻的时候，1965年。虽然吃饱穿暖没问题，但没有妈妈的童年，缺失一半温暖。爸爸当爹又当娘，经常借酒消愁，我记得他总是说一句话“你想想，要是没有我一天到晚跟着照顾你，你可怎么办？”一个小孩子，看见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沮丧地抱着酒瓶流泪，我可真是在极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悲伤又无奈。
我刚念中学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这是作废的旧卢布，没赶上1993年8月底的新币兑换，如今已没有这么大额的纸币了。超市被抢空，买面包要排一小时长队，卢布贬值，工厂完蛋……爸爸失业。禁酒年代，他总是有办法搞到酒。搞不到，什么含酒精就来什么。酒精作用下，他的头脑里永远是不变的图画：超市里满满的货柜、克里米亚的阳光、乡下花园……酒精能让他一直待在过去。我帮不到他，只想尽快独立出来。毕业后，我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。
19岁那年夏天，我和一个叫谢尔盖的白俄罗斯的年轻人相恋了，他是一个退役伞兵，曾被征召到伏尔加河边的驻地去。这是1987年，谢尔盖在伏尔加河附近演练。他也在单亲家庭长大，我们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。他很高大，有英雄情结，是我们俄罗斯姑娘喜欢的类型。那几年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小偷、抢匪、黑社会四处横行，在一个一切不确定的年代，安全感成了金子般的东西。有一个强壮的男人保护我，我很有安全感，我们马上就结了婚。
好景不长，退役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。待在家里的他很快厌倦，“读报纸，喝茶、烫衣服，再过几个钟头，一个星期就又算完结了，咱们的青春可就这么慢慢消磨尽了”。这是他每天都要看的照片，1988年，他（下右二）和战友们在驻地。他自视为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，“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为了什么崇高的事业牺牲了。早在我们还没出生时，就已经有人替我们做过了”。可惜他那万丈高的激情，像一只受了潮的炮仗，吱吱响了几声，就熄灭了。
要我说声“亲爱的，我理解你”，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，可就这类极容易的事，在我们之间已经不能想象了。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叫马克西姆，我一人工作养三口，勉强支撑着这个家。而我的丈夫在利用他的痛苦得到好处——喝酒。我们开始争吵，吵架后，他一定喝酒。喝完酒，一定砸东西，后来，径直动手打我，短暂的平静只是等下一场风暴。结婚三年，我终于栽了跟头。这是1990年，我和儿子马克西姆（右）在乡下树林里和邻居一起。
苦闷中，我也开始喝酒。酒下肚，烦恼都无。酒醒了，一片狼藉。我感到害怕。我怕自己也变成一个酒鬼，家就毁了。丈夫的痛苦是因为一切永远不变，老爸痛苦是因为一切都变了，我痛苦是因为变和不变我都无能为力，而我们都用酒来解决问题。我拿定主意和他离了婚，和儿子又搬回老爸家。这是1993年我和儿子马克西姆在马戏团。俄罗斯很多家庭被“酒”毁了，“伏特加是唯一的神，你要么举杯，要么下跪”。
1993年的一天，我在小区碰到一个人问路。他是中国人，很像摇滚明星“维克多崔”。他说找不到朋友家，而眼前的楼、树林、儿童乐园和他来过的一模一样。我告诉他，赫鲁晓夫时期很多小区都是“复制的”。我一边帮他找，一边聊起电影《命运的捉弄》：主人公醉酒后上错飞机，在另一个城市里走进同地名的一个房子，将错就错爱上女主人。刚讲一半，就找到了他要去的楼。我说可以借他录像带，他要我电话号，我对他充满了好奇。
第二天，我们就在咖啡馆见面，只消互相看一眼，我们就懂了彼此心思。我给他录像带，他请我喝上好的咖啡。他是1992年来俄留学的艺术生，课余在市场卖货。他会唱很多苏联老歌：“小路”、“三套车”……那都是我小时候从收音机里听过的歌，这让我们距离拉近。他俄语说得那么地道，更像一个俄罗斯少数民族。他说我像波兰人，而我祖父真的来自波兰。临走时他说，他还会找我喝咖啡。这是1993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以撒大教堂前。
我们经常见面，他总是请我去高级餐厅吃饭。看他结账我惊叹不已，那是我差不多半个月工资，这是1993年他的记账本。他从拎着一件皮夹克在街边叫卖，到后来赚到第一桶金、开店，实在是个传奇人物，因为俄罗斯人很少这样勤劳。他说，在他儿时，俄罗斯可望不可及：莫大的红场，加加林登月，完全像一个神话。他说他命里缺水所以叫江海。他问我的命是什么，我想说酒，可我羞于承认。我给他讲俄罗斯人信巫术，还约好找吉普赛人算命。
我平时话不多，却和他聊不完。有一天，他用俄语说：我大概已经爱上你了。我听了很震动，又不意外。停了一分钟，我用表情回应他。那是难忘的一天，我一向是个阴郁的人，长期的不安全感让我保持了这样的习惯：凡是我觉得行将消失的东西，我都要抓住时机，尽力享用。我们在黑河地铁站附近租下房子，接来马克西姆一起生活。我希望这是我最后的家。我辞掉工作，去他店里帮他。他多一个帮手，我多一个依靠。这是1993年我们住的小区。
一天，我们在喀山教堂前碰到一个吉普赛人，我们决定算一下命！那女人算着算着，愣住了，说“三人缺一”！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正起劲，我们哪会信这个？爱情让原本不同世界的两人开始靠近，而我则越来越倾向于他。他从国内带来好多录像带，《渴望》、《我爱我家》。我学会了北京腔，还懂了“孝”、“远亲不如近邻”……这些和俄罗斯不一样，俄罗斯孩子18岁就独立，父母靠退休金养自己，老少谁也不管谁，没有人情味。
他给我打开了新世界，我问他中国人是否喝酒，他说，更多是喝茶。我问他中国人都做什么生意，他说，古时候有茶叶、瓷器、丝绸，现在有中国菜。他用俄语讲中国故事，我很钟意。我透过爱他来爱他的国家，我开始学汉语。有中国人来店里时，我用汉语卖货。像他这样半工半读，白手起家的中国人很多。而俄罗斯人得过且过，今天有钱今天光，只能一直穷下去。何以解忧？唯有伏特加。这是1994年在冬宫广场。我身上穿的皮衣是我们卖的货。
他用平淡的方式爱我，像中国茶，我不知不觉忘了我的酒。他喝茶有仪式，一招一式，举轻若重，这时他又变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我们共用一个本子写日记，每天一起出门卖货，一起收摊回家，一起数钱。他给我添置新衣服，给孩子买新玩具，我天天笑不停。一天，过马路时，一辆车突然拐向我，他一把揽过我，车轮贴我脚尖而过，他救了我命！“差点少张牌！”，他开玩笑，可我心里掠过一丝不祥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矛盾终于开始显现。他月初会把生活费交给我，由我管家。我尝到花钱快感，每天都满载而归。每到中旬，钱就见底。他从不说什么。终于，我们发现上货的本钱不够，他便委婉地说了我。俄罗斯人一向月月光，我怎么可能变精明？我们开始吵架了。马克西姆正值叛逆期，也开始添乱。故意弄坏他珍爱的打字机，打翻茶杯，掀翻椅子。每天家里人仰马翻。我心情不好，又开始偷偷找酒喝。
我好像找到了出口，借着酒劲把一辈子的苦都倒给他。酒让我神经错乱，有一次竟跑到红场上演讲，他仍想尽办法安抚我。可他去超市的功夫，我就会喝掉半瓶。他回来，我已醉得一塌糊涂。他渐渐失去耐心。算是我运气好，他从没动过手，最多是出门去回避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每次回家，他都会等窗户里熄了灯，再上楼。冬天的寒夜里，他经常在外面冻得不行。家已不是一个温暖的存在，对我对他都一样。这是1996年冬天我们在红场留影。
变化在哪呢？难道是我自己变了吗？虽然我不想承认，我与生俱来没有安全感，我不会持家理财，我酗酒，我的孩子胡搅蛮缠……一大堆微小的变化累积起来就是一座山。每天他回家比出工还累。店里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另外包下市场里的整幢楼，招商收租。我们进的钱越来越多，足够买下几套好房子。可怕的是，我的酒也跟着越喝越多。我从穷鬼变成酒鬼，钱也救不了我。因为我，他变得消沉，经常不去市场，出租的商铺也无心打理。
我害怕未知的东西，它要把我卷到哪儿去呢？市场里每天都有偷、抢、讹诈，谁知道哪天会轮到我们？这是当年我们每次出门必带的防身武器。可悲的是，还是轮到我们了。有一天他朋友打电话说出事了，所有商铺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，那些租户都急着找他要货。其实，之前他曾说过要加固防盗门，可他后来没心思做这些，这都是我这酒鬼害得！“一夜回到解放前”，我记得他当时就说了这一句。从此刻起，我想，什么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
我们在家躲着，电话铃响，就像儿时听见的救火车警报声，凄厉可怕。外面那么多人追债，别说钱，我们的命可能都快保不住了，我再次失去安全感。他不想拖累我和马克西姆，立刻逃离俄罗斯。突然间，我想到了“永别”，在这个脱轨的世界，我们应该再也见不到了。他安慰我说，我们还会再见面，除非爆发战争……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说不出来。害怕过境时被抓，他不敢用护照，领事馆的朋友帮他拿到了旅行证。“一年后我会回来”，他说。
在一起五年，我不止一次想象过我们的分手。火车在世界末日般的鸣笛中缓缓移动，站在车门前，我们谁也没看对方，但却互相看得见。我能想象他的忧郁眼神。我不敢看他，当我再睁开眼睛时，火车开走了，他真的走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在黑色的世界里，我又嗅到了烟丝、皮夹克、茶的气味。站台上照样在上演一出出离别的悲剧，人们又是哭又是喊，呼唤亲人的名字，当人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其可贵。这是他和送行的朋友在莫斯科火车站。
他没有再回来。到现在，我终于要承认，“酒”毁了我的人生，这也许就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宿命。太阳照常升起，我们却不再能彼此相望，该如何是好呢？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早上出门，会习惯性地往米勒市场方向走去，走出一段路，才发觉身边少一人，我突然想起那个吉普赛人的话，少的那人就是我来自中国的情人。他走之前，把所有钱都留给了我们，甚至连责备的话都没。我和马克西姆搬到乡下，躲在阁楼里，努力撑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。
在这个悲情城市，走过从前和他漫步的涅瓦大街，那些黄昏，那么遥远。我重新找了工作，过回从前的日子。我很想念他，他的好，他的贴心，他带给我的中国故事…一年后，我去他朋友的饭店，打听他的消息，听说他在北京的雅宝路当翻译，“也许，他还会回俄罗斯”，那个朋友最后说“只有这，才是他心之所系的地方”。这是当年他学俄语时的磁带和录音机。
《渴望》里唱着：人生一世多少梦随风飘落，恍惚一去多少年留下了什么。我想起热恋的巨大欢乐和失去它的剧痛。江海逃回国内那天，马克西姆哭着说“妈妈，如果你不喝酒就好了，那这些都不会发生！”我马上让他发誓：一辈子绝不沾酒！22年过去，马克西姆长大成人，他牢记我的教训，滴酒不沾。这是2010年马克西姆从军校毕业回来在普希金城。我感恩知足，已无所求。回忆像船，我像它的锚。我把酒戒了，这是我唯一好的变化。
如今，网络发达了，我们可以找到彼此。但没必要了。我相信他已经有新生活。他应该忘了这个心碎的地方。可我们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留在我心里，那些确切的东西：街道、电影院、咖啡馆的名字。大时代下，小人物的悲喜不算什么，但是，在我心头，那段经历像钢铁一样美丽和坚实，只要我走进记忆的小铺，在对的架子上找到对的影片，就能让自己隐没其中。这是他留下的幻灯机，他曾沉迷于拍照，老是需要证明我们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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