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。此后长达六周的时间里，5万多日军脱下一切文明的外衣，兽性毕现，50多万南京军民则成为待宰的羔羊。枪声不断，硝烟四起，魔鬼在狂笑，30多万人被屠杀，南京城沦为人间炼狱！

在南京大屠杀中，日本军队大规模、集体奸淫侮辱妇女的暴行更是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。两万多南京妇女惨遭蹂躏，受害者年龄小到12岁，大到60岁。在近代人类文明中，从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如此丧心病狂、毫无廉耻，但日本人做到了。

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雕塑

1：《魏特琳日记》

魏特琳是一名美国人，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，同时还是该大学中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女难民营负责人。她是南京大屠杀的惨状的见证者，曾不顾生命危险阻拦日军，对难民营里一万多名的女性和儿童进行了保护，被受到庇护的人称为“活菩萨”。

在日军对南京进行屠城时，魏特琳每日晚上都要守到12点钟，提防每天日本兵日常过来抓捕女性。但有些日本兵对她同样不客气，用刺刀进行挑衅，用枪托做出狠砸的姿势，日本兵给她凶狠的耳光......校园里经常能看到飞奔的魏特琳解救前来抓捕女性的身影。

魏特琳教授将日军奸淫妇女的各种暴行写进了日记，后来成为东京审判时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——《魏特琳日记》。

“日军屠城的第二天 (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) :又有许多疲惫不堪、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, 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。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。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。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, 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。”—《魏特琳日记》。

长达数月见证南京百姓遭受的非人的苦难和日军的残忍嗜血暴行，她每天都在遭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和重压，终于在1940年4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精神为之崩溃，被朋友送回国内。

在南京沦陷前，她曾立誓留下来，保护她的孩子——女学生和难民。等她回到美国，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恨，她到底是一个善良的人。

“这也是我的使命，就像在危急之中，男人不应弃船而去，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多留些时日，那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”

魏特琳墓碑

南京的经历成了魏特琳无法躲开的梦魇，1941年5月14日，就在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年后，她用煤气自杀，时年55岁。

2：谢秀英回忆悲惨的哑女

谢秀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南京陷落时，19岁的她跟着家人四处躲藏，见证，了南京遭受的巨大苦难。

南京大屠杀纪念馆

她一路逃亡，待过寺庙、钻过山洞，在多个村子里来回躲藏。鬼子四处烧杀抢掠，砍头、烧死、活埋、淹死......到处是日本的暴行，到处是同胞残缺、随意丢弃的尸体。

2005年，谢秀英回忆一个路上遇到的哑女的遭遇：

“我们逃亡到窦村时，躲在一家人的小楼上，看到鬼子来了，见鸡捞鸡，见狗打狗，见猪打猪，见人杀人，见到女人不管老少都要奸污凌辱，当天晚上我们就走了。在小茅山那里，山顶上有座庙，睡(死)了多少人啊。有当兵的，也有老百姓。山路上也有许多人睡在那里，都是老百姓。尚庄有个女哑巴，八个鬼子奸污欺负她，走路都不能走，然而这位可怜的哑巴，在遭到鬼子奸污凌辱后又用刀捅死，实在太可怜了！”

哑女无声，四处逃难的同胞无心他顾、只能慌不择路的奔逃，也许只能听到鬼子猖狂的笑声、刺刀刺穿身体那轻微的摩擦声......

3：结语

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的《阵中日记》，有着目前发现的在“慰安妇”制度正式确立后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时间的最早记录。

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在1938年1月1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， “从今天起，开设了慰安所。每个人30分钟，费用是下士官150钱(1.5日元)，士兵100钱(1日元)。相当的热闹，一直处于满员状态。”

据统计，在南京陷落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八年里，日本在南京成立了20余家慰安所，是战时中国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。

在八年里，南京至少有八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蹂躏的受害者，死亡在此时是最轻松的解脱。

慰安所里的女性遭受轮番凌辱，折磨难以想象，怀孕、疾病、摧残致死成为大多数人的结局，少数逃离者也往往患有终身不育等多种疾病。

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曾经竭力判处日本战犯死刑，他的话仍言犹在耳：

“我不是复仇主义者，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我相信，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”

历史仍在发出回响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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